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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组织面临的三大不确定性

2020,是多数组织应对生死存亡的一年。新冠肆虐,给世界经济按下暂停键——隔离、封城、断航……以防止新冠病毒传播,这也导致很多企业的市场营销、生产运营、供应与交付、资金流转等经营活动几近停滞。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加剧了跨国运营企业的供应链风险,改变了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发展趋势。中观层面,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更为突出,基尼系数攀升,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撕裂,民族民粹抬头,文明回潮;微观层面,大企业平台化整合加剧,资源集中度加大,小企业生存日益艰难。诸多挑战对企业的经营环境、市场需求、战略定位、商业模式、供应链都造成了巨大压力。

步入2021,所有人都期待世界能翻开新的一页,让生产生活回归正常。然而,主观希望是美好的,现实的不确定性却依然严峻。我们认为,2020组织应对的是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如突如其来的新冠,而2021,组织面临的将是经济趋势性、方向性的不确定性,我们总结给出以下三点。

经济衰退引起的市场不确定性

新冠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创伤,将是长期且目前难以估量的。按照菲利普.科特勒的观点,此次经济衰退将至少延续4到7年。所幸多个疫苗研发成功并开始接种,使人们看到工作生活回归正常的希望。但当英国、美国、上海等地先后出现传播力更高的变异冠毒时,又让人们担忧疫苗对冠毒的免疫效力。不确定导致的社会经济间歇性、区域性停摆几率依然较大。

从需求侧看,经济衰退会让消费者捂住自己的钱袋子,以应对不测之需。这种行为导致:一是原有的市场提前消费骤降;二是非必需品的日常消费量大幅下降;三是在消费过程中,价格敏感度提高,供方只好通过降价确保交易实现。销售量和销售价格,是决定企业营收的核心因素,双双降低对企业经营活动将造成巨大冲击。

如果疫情出现反复,除经济衰退加剧外,会对企业的供应链、市场营销、运营活动造成反复冲击,直接降低企业供给能力。

高杠杆状态下市场流动性的不确定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为确保流动性,均进入加杠杆通道,杠杆率持续增高。这次又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各国政府为保障国民基本生活和社会正常运行,确保企业的生产活动,多次发行政府和企业债。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截至2020年三季度,全球债务占GDP比率达到创纪录的365%,发达经济体债务占比达到432%,较2019年底增长50%。很多大型企业和平台公司资产负债率已创历史记录,“恒大事件”就极具代表性。显而易见,当利率或汇率稍有抬升,风险会骤增。

2020年12月31日,我国政府为保证流动性,出台“商业银行住房贷款集中管理制度”,通过遏制资金流入地产业来确保制造等实体企业的流动性。对企业而言,受市场需求和供应链等因素影响,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与疫情前相比,下降幅度较大。国际金融协会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11月底,G20大企业的营收,较疫情前下降20%,中小企业下滑更达50%。企业营收下滑,叠加巨大的债务压力,经营难度不言而喻。若债务融资流入的现金流再出现短缺,企业流动性风险必然加剧。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政府出台住房贷款集中管理制度的必要性和及时性了。

另外,随着疫苗接种普及,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企业疫情期享受的补贴、贴息贷款、社保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会逐步退出,企业经营的流动性可能更加吃紧。因此,2021,企业必须持续加强自身的流动性管理。

疫情等因素对产业链冲击的不确定性

受新冠疫情和国际秩序重构因素影响,大多数产业链将面临重构和迁移。国际关系、供应效率、国家安全是产业链重构的主要决定因素。除德国、法国等出口导向型国家外,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继续引导企业回归本土,或转移至盟友国家,逆全球化态势更加显著。这一趋势对处于国际产业链上的企业而言,供给侧和需求侧面临阻断风险。

为保证国际产业链安全平稳运行,推动全球化积极健康向前发展,2020年11月,我国与东盟十国及日韩澳等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12月30日与欧盟签订中欧投资协定。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这两个协定,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战略、国际经济秩序、国家治理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也是实施“双循环战略”中“国际循环”的标志性行动。当然,企业在顺应国家战略布局的同时,须明察国际关系变化、文化冲突等对产业链带来的冲击,做到积极稳妥应对。2020年底的中澳红酒、煤炭等商品贸易出现摩擦即是典型案例。

2021,作为企业管理者,须审慎洞察组织可能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提前评测和管理这些不确定性,确保组织正常运营。当然,不同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要针对具体企业进行个案分析甄别,但从宏观和中观层面看,又都具有一致性,如以上提示的三个不确定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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